《中医基础理论》重点总结(三)

　1、 肺主气、司呼吸：包括主呼吸之气和主一身之气两方面。

　2、 肺主一身之气，是指周身之气都与肺密切相关。即关系着宗气的生成、气机的调节、辅心行血等三方面。

　3、 肺主行水，是指肺气的宣发、肃降作用，能够推动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和排泄。故说?肺为水之上源?。

　4、 肺朝百脉，是指全身的血液，都要通过经脉而聚会于肺，通过肺的呼吸，进行体内外清浊气体交换，然后通过肺气的宣降作用，将富含清气的血液通过百脉而输布于全身。

　5、 肺为华盖，位于胸腔，位置最高，覆盖于五脏六腑之上，又能宣发卫气于体表，具有保护诸脏免受外邪侵袭的作用。肺为娇脏，是指肺为清虚之脏，轻清肃静，不容纤芥，不耐邪气之侵，故为娇嫩之脏。

　6、 脾主运化的功能分为两个方面：一为运化精微，一为运化水液。

　7、 脾统血的机理，主要是脾气的固摄作用。

　8、 宗气是人体气的一部分，它是依靠脾运化的水谷之精气与肺吸入的自然界清气相结合而生成，通过心脉而布散到全身。

　9、 肝的疏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促进血液运行和津液代谢;②促进脾胃运化和胆汁分泌排泄;③调畅情志活动;④通调排精与排卵。

　10、 肝藏血的生理意义，有涵养肝气、调节血量、濡养肝及筋目、为经血之源及防止出血等五方面。

　11、 肝为刚脏：指肝气主升主动，具有刚强、躁急的生理特性。

　12、 肝主升发：指肝具有升腾一身阳气，调畅气机的作用。由于肝气有主升发之特性，故其病机以升泄太过为多见，多表现为肝阳上亢或肝气上逆等病理变化。故又有?肝气肝阳常有余?之说。

　13、 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肾阴为一身阴气之源，故说?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肾阳充盛，肾阴充足，脏腑形体官窍生理功能正常，脏腑气化才能得以正常发挥。

　14、 肾主水，是指肾气具有主司和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肾气对参与水液代谢的脏腑的促进作用;②肾气的生尿和排尿作用。

　15、 肾主纳气，是指肾气有摄纳肺所吸入的自然界清气，保持吸气的深度，防止呼吸表浅的作用。肾的纳气功能，实际上是肾气的封藏作用在呼吸运动中的具体体现。故有 ?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的说法。

　16、 心与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血液生成方面的相互为用及血液运行方面的相互协同。

　17、 肺与脾的生理联系，主要表现在气的生成和水液代谢方面。

　18、 肺与肝的生理联系，主要表现在人体气机的升降调节方面。

　19、 脾与肾的生理联系，主要表现在先天与后天的互促互助关系，以及水液代谢的互用方面。

　20、 五体，指脉、筋、肌肉、皮肤、骨五种组织器官，也称为?形体?。具体联系是：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

　21、 心?其华在面?，肝?其华在爪?，脾?其华在唇四白?，肺?其华在毛?，肾?其华在发?。

　22、?五志?分属于五脏。即喜为心志，怒为肝志，思为脾志，悲为肺志，恐为肾志。五志虽分属于五脏，而统领五志者为心。

　23、 五脏化五液。具体联系是：心在液为汗，肺在液为涕，肝在液为泪，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中医基础理论》重点总结(四)

　1、 六腑的共同生理功能是受盛传化水谷，其气具有通降下行特性，故其生理特点是?泻而不藏?，?实而不能满?。

　2、 胆主决断，是指胆在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中，具有判断事物、作出决定的作用。胆的决断作用对于防御和消除某些精神刺激等不良影响，维持精气血津液的正常运行和代谢，确保脏腑间的协调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3、 胃的生理特性是主通降和喜润恶燥。所谓喜润恶燥，是指胃中应保持充足的津液以利于饮食物的受纳和腐熟。胃中津液充足，方能维持其受纳腐熟的功能和通降下行的特性。

　4、 小肠的生理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盛和化物，二是分别清浊。

　5、 ?小肠主液?、 ?大肠主津?。

　6、 有的医家称三焦为分布于胸腹腔、包容五脏六腑之?大府?，并因其大而称为?孤府?。

　7、 三焦生理特点概括为?上焦如雾?、 ?中焦如沤?、 ?下焦如渎?。

　8、 三焦的生理功能是通行诸气和运行水液。

　9、脑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宰生命活动，主管精神意识和主管感觉运动。但中医脏象学说以五脏为中心，因而就将脑的生理功能分属于五脏，其中尤其与心、肝、肾三脏的关系密切。这是由于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而调畅情志、肾藏精而生髓充脑的缘故。

　10、 明代李时珍明确提出脑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称?脑为元神之府?。

　11、 冲脉能调节十二经脉的气血，有?冲为血海?之称。任脉与妊娠有关，故称?任主胞胎?。

　12、 在五脏中，女子胞与肝、心、脾、肾的关系尤为密切。

　13、 人体之精，是指禀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

　14、 精的功能除具有繁衍生命重要作用外，还具有濡养、化血、化气、化神等功能。

　15、 人体之气是通过肾、脾、肺等脏生理活动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故称：肾为生气之根、脾胃为生气之源、肺为生气之主。

　16、 气的功能：①推动与调控作用;②温煦与凉润作用;③防御作用;④固摄作用;⑤中介作用。

　17、 人体之气的中介作用，主要是指气能感应传导信息，以维系机体的整体联系。气是感应传递信息的载体。

　18、 宗气，又名大气。宗气是人体后天的根本之气，积聚于胸中(心肺)，故称胸中为?气海?，又名?膻中?。

　19、 宗气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温养心脉，以维持其运行气血的功能。称为贯心脉以行气血。二是温养肺和呼吸道，以维持其呼吸和发声的功能。称为出喉咙而司呼吸。

　20、 卫气的功能有三：即防御外邪、温养全身和调控腠理。?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即是对卫气功能的概括。

　21、 一般地说，性状较清稀、流动性较大，布散于皮肤、肌肉和孔窍之中，起着滋润作用的，总称为津;性状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灌注于骨节、脏腑、脑髓之中，起着濡养作用的，总称为液。

　22、 津液代谢过程，以脾、肺、肾三脏的功能为主。而肾对脾与肺在津液代谢方面的功能又起着促进作用，因此说肾主水，即能主持水液代谢。

　23、 津液的生理功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滋润和濡养作用;②化生血液，调节血液浓度;③运输废物。

　24、 中医学把神分为神、魂、魄、意、志，分别归属五脏，即?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并称为?五神脏?。

　25、 气与血的关系，通常概括为?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包括：①气能生血;②气能行血;③气能摄血;④血为气母。

　26、 气与津液之间关系，包括：①气能生津;②气能行津;③气能摄津;④津能生气;⑤津能载气。

　27、 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通路系统，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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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思维方法包括哪些

汪昂

汪昂（1615-1694年），字_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曾中秀才，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立志学医。他苦攻古代医著，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决》等。

中文名：汪昂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休宁

出生日期：1615年

逝世日期：1695年

职业：医学家中医

代表作品：《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

个人简介

汪昂（1615－1695年），字仞庵，明末清初安徽休宁西门人氏。汪昂自幼苦读经书，“经史百家，靡不殚究”，是县里的秀才。明朝末年，汪昂寄籍浙江丽水，期间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欲走仕途，但每每名落孙山。

明朝灭亡后，随着汪昂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看清科举考场的腐败，开始厌恶科举制度，又由于明亡而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兴衰，于是，在清朝顺治初年，毅然弃儒学医，笃志方书，并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从而著有大量医学科学普及书籍，盛行于世，成为一代新安医学名家。

主要贡献

汪昂诊病，注重临床。其一重脉证，二注药性。汪氏以为：医学之要，莫先于切脉，脉候不真，则虚实莫辨，攻补妄施，鲜不夭人寿命者。其次则当明药性，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本草备要》自序）。

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汪昂发现“古今方（医）书，至为繁夥”，而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伤寒论》注释后，“历年数日，竟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医方难以掌握。于是，汪昂便广搜博采，网罗群书，精穷奥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汪昂68岁时写成《医方集解》。

《医方集解》全书六卷，分21门，共收入正方370余方，附方490余方。此书博采古书，既吸收了宋代陈无择解释仲景之书以及明代新安医家吴昆《医方考》等书之优点，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先解释受病之由，次说明用药之意，分别宜忌，唯求义明。《医方集解》刊行之后，迅速流行全国，1935年被曹炳章先生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9~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先后七次刊印发行，全国中医高校将其列为参考教材，1999年国家中医药出版社再次将汪昂医学全书编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

人生经历

汪昂弃儒攻医，时年三十有余，可谓大器晚成。其抛弃仕途，改而学艺，认为“诸艺之中，医为尤重”，于是乎独专医学。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身居避远山区，全靠自身勤奋，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而终成一代名家。

主要著作

汪昂不仅擅长临证，专心研究医学理论，而且十分重视医药的相互作用，其常曰“用药如用兵”。认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完善、周明，然而过于浩繁，于是乎汪昂“特裒诸家本草，由博返约，取适用者，凡四百品，汇成小帙”，取名为《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四卷）1683年成书，后经清代初年三大名医之一太医院判吴谦审定，1694年在国内广为刊行，总数有70余种版本之多。1729年（日本享保14年）流传日本，植村藤治郎将《本草备要》刊印并在日本发行。之后，《本草备要》翻印次数至少超过200余次之多，在当代临床类实用本草中影响最为深广。该书选药精当，重点药效突出，使用方法翔实，读之令人兴趣盎然，不仅是药物学专著，也是学习中医辨证论治、立法处方的好医书。书中记载了汪昂个人的独特见解多达120余处，例如用三文钱的中药车前子一味治愈宋代翰林学士欧阳修（文忠）的暴泻等医案案例，并在中医书籍中较先提出了人脑的功用，故而深受医界喜爱，成为中医药人员必备的学习书籍之一。

人物评价

汪昂一生诊务繁冗，然其著书立说至老不倦。他著书立足于基础，着眼于普及，并讲究实用，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汪昂一生著作丰硕，除《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尚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痘科宝镜全书》、《本草易读》等书。这些著作与前人相比“皆另为体载，别开经路，以前贤为竞之旨，启后人便易之门”。

《中国医学史》称汪昂“其书浅显易明，近人多宗之”，乃为我国清代著名医学科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

主要成就

汪昂在学医过程中，深感《素问》、《灵枢》“理至渊深，包举弘博”，为医家必读之经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奥，病症脉候、针灸方药，错见杂出；“又随问条答，不便观览”。虽然历代有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

（包括《素问》和《灵枢经》）进行整理、编次、校订或注释，但大多内容繁杂，重点欠明，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他对元代滑寿于《读素问钞》中将《素问》中不同内容分12项予以摘抄的编撰法，较为赞赏，乃仿其方式，选录《素问》、《灵枢》主要内容（不包括针灸）加以条析，分为脏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杂论等9篇，酌取各家学说予以简注，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2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序而刊行。他认为《素问》治兼诸法，文字重于说理；《灵枢》偏重于针灸、经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于术数。因此，所辑各篇原文以《素问》为主，《灵枢》为副，但对精要内涵，大致予以赅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所引《内经》原文，均注明出处，不致相互参错。虽于《内经》原篇有所删节，但段落依旧，前后条贯，并无割裂原文之弊，较之滑寿《读素问钞》，别具特色。原著经过汪氏重新分类编次，增强了系统性。其中的注文多辑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注《内经》的著述，并能结合个人学习《内经》的心得，畅抒己见。他在该书序言中谈他如何

编纂此书时说：“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或置为阙疑。”立论多较允当，力求阐发《内经》奥旨蕴义。由于他编写过程中注意精选《内经》原文（多系学术价值较明显，或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且分类有序，注释较为语简义明，浅显扼要，故此书在《内经》节注本中颇有影响，后世甚至有将它作为《内经》教材者。以上大致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学、方剂学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广泛。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问世以后，历代著作相当丰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广收博引，论述精博、全面，载药达1892种，对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书篇卷浩繁，备而不要，难以尽读，不便于初学入门。而《本草蒙筌》、《药性歌赋》等书又拘于文字对偶，阙略尚多，要而不备。再者，上述几种本草著作，只言某药治某病，而未说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释药性者，也大多辨析不详，文字表述不够明晰、流畅，影响到本草学知识的普及。面对这种现状，汪昂决心在“备”、“要”二字上下功夫，编撰一部以介绍药性、主治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专书。他潜心研究历代本草，博采诸家学说，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明代缪希雍《本草经疏》二书为主，删繁就简，由博返约，取常用药400余种，约于康熙二十年（1681）辑成《本草备要》一书。十年后，他又增补60余种，名为《增补本草备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于世，但后世仍沿用旧名《本草备要》。全书共分8卷，卷首列“药性总义”一篇，概述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配伍、归经、功用、禁忌及炮制大要。后将470余种药物分为草部、木部、果部、谷菜部、金石水土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和人部，分类介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其所入经络、功能及主治。以“十剂”宣、通、补、泻冠于首，以土产、修治、畏恶附于后，并对不少药物注明毒性、服法、饮食宜忌、采药时间、异名、功效及真伪鉴别等。另有附图400余幅。此书体裁新颖，颇具特色，选药精要，对临床最常用药物几乎赅括无遗，并且文字明晰流畅，便于记诵。

汪氏论药，注意引录本草名著精要之说予以综括。在学术观点方面，师古而不泥古，并能折衷前贤论述而多有创见。如书中既有18反、19畏之内容，又据临床实践提出异议，而不拘执于前人“相反相畏”之说；其于药性，虽列百家之言，然必参以己见，判断其曲直是非。此书虽为本草专著，为了更切于临床参考，论药之时，必参之以论证，并将药性结合病证或病因相互阐发，亦将中医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学的理论与药物学内容熔为一炉，以辨证论治的原则贯穿始终，使读者有规可循，遣药变通有法，既明理义，又切合实用。因此，该书自刊行后流传甚广，刊本达

60余种之多，其中最早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另有1729年日刻本等。由于此书论述浅显，释理明畅易懂，对普及本草学知识影响很大，

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清代以前，历代医学家编撰的方书不少。在医方分类、方剂理论等方

面亦有所阐发，但于方解方面着力不多。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对制方之理虽有论及，但所述医方只20首。明代吴昆著《医方考》，其注解医方虽较成氏有所增加，但多限于个人识见，其方义述理或不够详明，收方范围亦欠广。汪昂认为，医者知有方，亦当知方之解。否则“执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几希?”。有鉴于此，他在撰写《本草备要》的同时，又仿照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及吴昆《医方考》遗意，广收博采，集录诸家之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成《医方集解》一书相辅而行，互资为用。此书共3卷，选收方剂近700首（包括正方与附方），按功能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计21门。各门之首，均简要阐述其功能、适应证及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各方名之下，简注功效及方剂出处，次列主治病证、方药组成，再次方义解释及附方加减等，并对各方所治病证的病源、脉候、脏腑、经络以及治法，无不备录。书后尚附“救急良方”一章，记载了20余种意外或暴发危证的抢救方法，以备仓猝之需。书后附《勿药元诠》1卷，以简要、流畅之笔叙，晓示读者防病养生之大要。汪昂所辑诸方，多为临床所常用的历代名方，大多属于药味精炼、药性平和，方效可靠者。其选方范围，博取于历代医书；选方宗旨，以理法精当、实用有效为原则，大多属名医创用之方，亦有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医家效验之方，体现了其选方较为客观、求实的态度。书中所载述的一些后世常用名方（如百合固金汤、金锁固精丸等），由于原始文献已散佚不存，幸赖汪昂收载而得以传世。在方剂分类上，汪氏参考“十剂”说，按功能分类并予以扩充，又揉合前贤的见解，创立了将方剂学按病因和治法予以综合归纳的分类方法。这种方剂分类法较为完善，便于临床应用，并使方剂学成为一门不依附于本草学或病证学的独立学科。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同类方剂的有关内容，便于据病选方；同时也避免了同一方剂的重复出现。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汪昂以后的方剂学专著（如吴仪洛《成方切用》、张秉成《成方便读》等），大多沿袭此法进行分类，甚至目前出版的《方剂学》教材，也基本沿用汪昂的医方分类法。在对待各方的方解方面，汪氏汇古今数十位医家之学术精髓，上自《内经》、《伤寒杂病论》，下迄金元四大家和明代、清初诸贤之论，均予选录，博览约取，附以己见，阐发立方蕴旨。他释方着意于“辨证论方”，“虽名方解，而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罔不毕备”，释方与临床密切结合，从而使理、法、方、药相应贯通，为后世方书之释方树立了规范。《医方集解》由于有以上特点，问世之后，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中医门径书中之重要著作。刊本多达50余种，现存最早为康

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在《医方集解》刊行之后，通过10余年的实践，汪昂编撰了一部使读者能在较短时期内学习并掌握临床常用方剂的著作《汤头歌诀》，遂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问世。此书选常用方剂300余首，编成流畅易读的七言歌诀200余首，并在每方之下附有简注，以补方歌因音韵限制或过简之不足。汪氏此编的特点在于粗分门类（按功能分20门，类似《集解》），便于检索；且“歌不限方，方不限句；药味药引，俱令周明；?并示古人用药触类旁通之妙，便于取裁”。此书受到初学者的欢迎，流传甚广，对后世方剂学之教与学有很大影响。刊本达30余种之多。后人多有仿此体例而编写方歌，或予续补，或改编，或增注，或作白话解，多不胜数。至今学习中医者，尚多以此书作为入门读物。

汪昂的治学观点较为纯正、客观，他既重视阐扬《内经》等经典医籍之蕴旨，对汉唐以降之方药著作及临床名著亦均所探究，还善于接受新的科学知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随传教士渐入我国，汪昂对此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认为西医虽不明气化之理，但对人体形态方面的论述较为确凿；并认为前贤所说“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之说亦颇可取。他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汪昂在学术思想上崇古而不泥古，乐于接受西方医学知识，即医不分中西，当择善而从，对后世之“中西汇通派”在学术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汪昂对养生学亦颇有研究。他所编撰之《勿药元诠》、《寿人经》等养生学著作，简要介绍历代养生要言，并阐述导引、气功、摄养等防病健身方法和对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以及饮食、起居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汪昂从壮年业医至耄耋之年，精勤不倦，矢志普及，著述不息，在

《本草备要》自序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署有“休宁八十老人”字样。“利物利人”、“有禅世道”是汪昂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立志以医济

世拯疾，为祖国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难能可贵的是，汪昂为古代名医中自学成才的医药学家，谦虚好学，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在《医方集解》凡例中说：“余不业岐黄，又学无师授，寡见鲜闻，尤称固陋，安能尽洞古人立方之本意哉。”这种谦虚、求实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汪昂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他丰富的医学著述，除上述多种外，另有《脉诀歌》等手著，总计近10种之多。汪氏的学术影响及其对后世学习医药方剂学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中国古代的人认为大脑是什么作用？

人类对于方法的认识，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思维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又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同时伴随和包含着一部思维方法演进的历史。这部思维方法演进的历史，不但包含在科学的发展史中 ，而且包含在政治 、经济、文化、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及军事等具体部门的发展史中。人类从古到今的方法观，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是一个不断地对已有思维方法进行扬弃的过程。

恩格斯曾经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第4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同时，他又说，每一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同上书）。21世纪面对已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我们急需建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思维方法。当我们着手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如恩格斯说的，“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必要的”。回顾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并从人类思维方法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具有规律性并可资借鉴的科学思维方法，从而使我们的思维更适合于时代与实践发展的需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思维所具有的不同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把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去考察。科学思维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科学思维方法都经历着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由各种科学方法组成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也经历着历史的演变，呈现历史阶段性的特点 。古代科学 ，近代科学，现、当代科学不仅是科学水平、科学体系和结构上的几个阶段，也是科学思维方法上的几个阶段。科学思维方法系统无论就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还是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都具有历史的性质，必须作历史的分析和考察。

一、古代社会人类的思维方法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地球上的人类已存在了几百万年，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所产生的人类原始思维是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具体性和直观性，那时的人类还没有形成抽象思维的能力。进入古代社会，人类的思维比起原始社会有了很大发展，并有了和原始思维很不相同的思维特点。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关于方法的论述，可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时期。西方国家关于思维方法的最早 、最高的成就，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小国希腊产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成为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发源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这一时期较系统提出科学思维方法的代表性人物。?我国在西周时期的史伯最早提出，“五行学说”，即世界万物由水、火、木、金、土五种要素组成 ，五种元素相生相克 。同一个时期产生的“阴阳说”则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就是说，阴和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事物生长，衰亡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的开端。“八卦”说又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认为世界万物的变化都是由阴阳的不同排列所导致的。

上述阴阳、五行、八卦的思想，虽然不无神秘色彩并有许多非科学之处，但其中确乎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它们是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方法的最早期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方法观的发展，而且影响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它们成为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体系的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体系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史和科学 技术史上 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以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先导，诸如冶铁术的发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把手工业技术规范化的著作《考工记》的产生，天文学中四分历的使用，十进制和筹算制度的完善，《内经》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等等 ，这一切的进步推动了诸子百家争鸣 ，也促进了思维方法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的思想方法，他在《天论·劝学篇》中提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他强调，人自身的能力有许多局限，要克服这些束缚和局限，必须善于借助于客观条件，扬长避短讲求正确的方法，运用得力的工具和手段，人的能力就可以增强，聪明才智就可以得到发挥，就能够“制天命而用之”。在公元前3世纪，当人们还不能摆脱对自然的膜拜 、畏惧与屈从的时候，荀子就积极倡导人们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的力量，认为只要善于学习、方法得当，就能做到“人定胜天”。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维方法，无疑对于人们放弃对“天”的消极依赖，积极研究与发展胜天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论及人的修养时 ，荀子也作了精辟的论述 ，他说：“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 ，莫径由礼 ，莫要得师 ，莫神一好 。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篇》）一句话，对待人们性格上的各种缺陷，要对症下药，用不同的方法克服不同的缺点。但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要合乎“礼”，都应得到老师的指点，都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这种辩证的思想方法，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光辉！

这一时期产生的很有影响的三部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在军事上作战谋略与方法的军事论著。后来它们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流传于世界。这几部兵法虽主要论及军事，但却包含着许多可资指导一般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的不少论述，如“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不厌诈”，“赏罚鲜明”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句，进而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在生产工作与生活中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等兵家智慧也深入人心，以致被当代国外的一些企业家、管理学家视为座右铭，并从中汲取智慧，获得教益和启发。

概而言之，这个时期，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形成，并开始急切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和人类自己。这时也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类思维科学化的自觉探索。这一时期的人类对思想方法的科学探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语言文字的研究

大约距今30万到50万年的时候，人类逐渐形成了说话的能力，产生了语言。语言的产生，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到了古代社会，文字的产生，则标志着抽象思维的形成。尽管是最初的象形文字，也说明人类找到了可以抽象的代表事物的符号和形式，形成了表达抽像概念的能力。

进入古代社会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使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规范化的重要性。公元前4世纪 ，古印度的巴尼尼写了《梵语话法》；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第欧尼修写了《希腊语法》；公元1世纪，我国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撰著了《说文解字》。这些语言文字学著作告诉人们哪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哪些词应该怎么用；以及说话写文章应遵循什么规则，怎样才能把思想表达得更完整，更准确。古代社会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人类思维的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另有一些学者则不专门研究语言，而是研究修辞和文法。在古希腊作为“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普罗泰戈拉等，则侧重于教人们如何讲演，如何辩论，辩论要讲究文法，注意修辞。这些“智者”对语言学、对思维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他们也引导并启发 了人们应如何思想等问题。

2.哲学理论对思维方法的有益探索

古代哲学对思维方法的探索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思维的来源。有人认为思维就是自我的回忆，有人则认为思维来自上帝或神灵的启示 ，有人则认为思维主要靠感觉 ；二是关于思维的作用。古代哲学主要强调理性，也就是高于感觉的抽象概念的作用；三是关于思维的器官。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像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里特都认为思维的器官是脑 。中国的孟子和 荀子则认为思维的器官是“心”，所谓“心之官则思”。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没有人体解剖学作依据，当时哲学对思维方法的探索，一般来说都属于一种直观或猜测。

3.对思维方法的研究

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开始重视对思维方法的研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著名的名辩之争，对名与实，即概念和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大辩论。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综合了各家的观点，提出了“明故”，即分析原因、条件；“察类”，即明确种类关系等推理方法。孔子也提出过“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等类比的方法。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代印度，也产生了“因明”学说，在学术界被认为是古代逻辑学说之一。

古希腊学者大多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他们通过自己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为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引入了不可或缺的要素——方法论，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科学思维方法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当推古希腊被称为“ 百科全书式人物 ”的亚里士多德，他总结了古希腊学者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完成了逻辑方法论，他不但把逻辑确立为科学方法 ，而且首次提出逻辑范畴 体系和范畴学说。第一个给概念分类提出了十个基本范畴，创立了“三段式”为主的归纳——演绎方法。他还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方法的专著《工具论》。亚里士多德首次将思维方法上升为一整套系统的理论，被后人称为形式逻辑，“五·四”前后中国学者又称之为“论理学”。

在古代社会中，观察、归纳等方法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演绎的方法。因为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科学水平都很低，主要的认识任务，是从质上区别客观事物。这也就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思维方法的特点，就是没有足够科学根据的，带有朴素直观和猜测性质的，以形式逻辑推理为手段的广泛思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是集中的代表。比起原始思维，它是进步了 ，原始思维是具体的 ，而这时已上升到抽象。

大家知道，数学和天文学是从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传入希腊的。但是古希腊学者对这些知识作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考察和研究，他们从倾向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出发，制定了科学知识是理性以抽象概念形式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原理，规定了知识的可证明性、精确性和必然性等规范，因而在世界上第一次创立了科学思维方法论。这使他们在当时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民族 ，为人类科学认识的 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追本溯源，我们今天的科学思维方法主要有两个历史渊源，这就是古代形态的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正是这些朴素简单的方法，构成了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最初的胚芽。

二、近代的思维方法

古希腊积累起来的内容丰富，领域宽广的科学知识，在欧洲中世纪由于教会的野蛮统治，各门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西方科学发展处于长期的低潮，被人们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人类理性的“蒙昧时期”。这些科学知识几乎全部被遗忘了，在近千年的时间中，欧洲各方面的发展都很缓慢，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在天文 、地理 、数学、医学等各方面却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产生了 被国人津津乐道的“世界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版印刷。12世纪金朝的医学家张洁古还明确提出了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和感觉等都是脑的功能的观点。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伦理文化，加之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轻视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奇技*巧”。统治阶级科举取仕的内容多为儒家经典，知识分子也远离科学技术。学者们更注重的是对伦理问题的研究，而在科学中有创见的人又偏重经验而忽视理论，这种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分离的状况，使中国在这一时期没能形成有代表性的系统的科学思维方法论，在思维方法上，也没有能做出显著的贡献。

人类思维方法的重大进步是从14世纪末15世纪初开始的。14世纪末，欧洲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水力、火力发动机等新技术开始使用；脚踏的纺车和织布机、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纸传到了欧洲；造船 、建筑技术也大大进步 ；“科学也大踏步地发展起来”，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大放异彩。

这个时期科学研究的特点是：实验、观察的方法被广泛运用，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整理材料阶段，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初具雏形。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年）根据实际观测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勇敢地向神学和古代托勒密主要靠主观推算得出的“地球中心说”挑战，指出地球不仅作自转运动，还环绕太阳转动。同年，荷兰人维萨留期（1515－1564年）在对人体进行解剖实验的基础上，发表了《论人体构造》一书，纠正了以前对人体的许多错误看法 。在此期间 ，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画家达 ·芬奇（1452－1519年）利用实验方法研究了栋梁所能承受的重量与栋梁粗细和长度的关系。法国天文学家刻卜勒（1571－1630年）在他的老师第谷·布拉赫进行的 大量天文观测的基础上 ，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进一步发展了哥白尼的天体学说 。到了17世纪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年）在比萨斜塔上进行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统治物理科学界一千多年，被奉为物理学界权威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重的物体先落地”，也就是“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观点，建立了自由落体定律。他还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 ，抛体运动以及摆振动的定时性规律 ，经典物理学的集大成者——牛顿（ 1642－1727年 ）在伽俐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建立了成为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他还进一步发展了刻卜勒等人的成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在光学、天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明朝也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一些运用实验方法的范例，例如，杰出的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就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长达52卷的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纠正了《黄帝内经》一书中的不少错误，他还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见解，认为人的大脑有思维的功能。

总之，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科学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科学的发展，证明了实验、观察方法的有效性和巨大威力。

生产和科学发展对实验、观察方法的依赖和验证，使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从理论上对实验论证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 ，发表了著名的逻辑学著作 《新工具》。他指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只注重演绎不注重归纳的旧思维方法已过时了，认为科学必须探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最重要的方法是实验的方法。而实验是有计划的，必须一步一步地归纳实验结果，最后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着重研究了经验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提出了所谓的“三表法”：共存表、差异表、比较表。通过这些表，借助于排除的方法，以求找出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培根的这些思想，被19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发展为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归纳方法，即求同法、差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培根建立了归纳逻辑，揭示了实验方法的特点和巨大作用，所以马克思称他是“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由于把具体方法上升为理论进行研究，使实验论证的方法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更多的科学家开始自觉地加以运用 。这又使分析 、归纳、分类、演绎等逻辑方法也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英国物理学家波义耳（1627－1691年），在物理实验中，运用单因子分析法，发现了气体体积随压强而改变的定量规律；在化学研究中，运用归纳和分析方法，开始了分析化学的研究。瑞典生物学家林耐（1707－1778年）对搜集到的大量生物材料，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对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牛顿也曾把当时对力学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一个演绎体系，写成了经典物理学的一部重要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这个时期，数学也有了长足的进展，1614年耐普尔提出了对数计算法，1637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公元1596－1650年）创立了解析几何，后来牛顿、莱布尼兹分别创立了微积分。前面讲过，数学方法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进行思维的重要方法。这个时期数学方法的作用更为突出了。它为科学实验方法提供了进行定量研究的工具，并且成为抽象论证和推理的另一途径。

当时的实验方法主要是归纳，数学方法主要是演绎。虽然这两种方法常被一起使用，但并未真正使归纳和演绎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种方法都是服从于一个目的的，就是把一个个的事物或过程分解为各个部分、方面然后来进行研究。

本草纲目的贡献是什么

在我国古代医书中已经有了对脑的功用的认识。脑为奇恒之腑之一，位于颅内，由髓汇集而成。《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至于脑的作用，已粗略地见于《灵枢?大惑论》中。明代李时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脑与精神活动有关，谓“脑为元神之府。”至汪昂《本草备要》则更有“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的记载。后来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又进一步指出：“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髓上行入脑，名为脑髓；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小儿周岁脑渐生，舌能言一二字。”王氏将诸感官功能谓为灵机，统归于脑，可算是中医书籍言脑功用最全面的了。

补充：

，或称“脑髓”，作为人身中的一个脏器，确有其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在两千年前就对它的位置、形态和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脑获得了许多不同的名称。

脑，篆文作“”。《说文匕部》说：“”，头髓也，从匕。匕，相匕箸也，巛象发，囟象形”(段玉裁注谓“头髓不可象”，依《韵会》改作“囟象囟形”)，《灵枢海论第三十三》说：“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入药镜》说：“贯尾闾，通泥丸”，傅金铨注：“泥丸者，髓海也”，《嵩山太无先生气经》卷上引《行气决》说：“泥丸，脑宫也。”是脑之为物，上附于脑盖而养发，下至脑后风府之部而与脊髓相连接。

《金丹集成金丹问答》说：“头的九宫，中曰泥丸”。此所谓“头”者，乃指“脑”也。脑居于头骨腔内，头骨腔内舍脑，故俗称头为“脑壳”，而“脑”亦可称为“头”，《金匮玉函经证治总例》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注”，可证。其中曰“泥丸”，亦可证其为“脑”无疑。脑有九宫者，古人将脑划分为九部，每部皆有神居之，故曰“九宫”。根据《云笈七签三洞经教部上清黄庭内景经灵台章》梁丘子注引《大洞经》载：“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宫，却入二寸为洞房，却入三寸为丹田宫，亦曰泥丸宫，却入四寸为流珠宫，却入五寸为玉帝宫，明堂宫上一寸为天庭宫，洞房上一寸为极真宫，丹田宫亦曰泥丸宫上一寸为玄丹宫，流珠宫上一寸为太皇宫，是为脑部九宫。而此脑部九宫中，尤以丹田宫又称泥丸宫最为重要，最尊贵，以其居中独尊而总领诸神，《云笈七签太上老君内观经》所谓“太一帝君在头，曰泥丸君，总众神也。”

《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说：“夫精者，身之本也”，《灵枢本神第八》说：“故生之来谓之精”。《灵枢经脉第十》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是精为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满布于人体内外上下各部组织，尤以脑部聚精为最多。《管子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房玄龄注：“气之尤精者为之精”，故《庄子秋水》说：“夫精，小之微也。”是精乃气之最精华的部分。《淮南子主术训》说：“至精为神”，物至精粹自有神。人体各部组织，随着精气的聚布，则各部组织之神亦应之而生，《云笈七签上清黄庭内景经至道章》所谓“泥丸百节皆有神”是也。然脑中聚精最丰，故泥丸脑宫亦舍居人体最尊贵之神，《嵩山太无先生气经》卷下引《慎气法》说：“上丹田，泥丸脑宫也，其神赤子，字元先，一名带卿。其神赤衣冠，治上元也”，《云笈七签推诵黄庭内景经法》说：“脑神精根字泥丸”，《道枢平都篇》说：“泥丸者，形之上神也。”是脑中有神居之也。所谓“神”，《论衡知实篇》说：“神者，渺茫恍惚无形之实”，《嵩山太无先生气经》卷上说：“夫神者，无形之至灵”，《管子内业》说：“一物能化谓之神”，《周易系辞上》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可见神乃恍惚无形而能促使事物变化发展者也。人体初生之神，则曰“元神”。所谓“元”者，乃起始而混然未分之谓也，《尔雅释诂》说：“元，始也”，元始之神，是曰“先天之神”，先天主生不主用。元神一经产生，即开始人体生命活动而发展变化，初无思维意识活动之用也。《道枢神景篇》说：“天谷者，泥丸之宫也……斯元神之府也，谷神真一之至灵者也”。《本草纲目木之一辛夷》条下李时珍谓“脑为元神之府”，即本此曾訸之说而论之，非学自洋人意大利之利马窦也。

《道枢平都篇》说：“夫脑者，一身之灵也，百神之命窟，津液之山也，魂精之玉宝也”，《云笈七签太上老君内观经》说：“太一帝君在头，曰泥丸君，总众神也。照生识神，人之魂也。……照诸百节，生百神也，所以周身，神不空也。”由于脑中元神至真至灵，在后天条件作用下，遂化生识神，开始人之思维意识活动而为“后天之神”，并照诸百节，使人体各部组织化生后天之神以为用，而发挥其各部组织之正常功能活动。人体目之视、鼻之臭、口之味、舌之言、前后二阴之溲便、肢体之运动、皮肤之感知等等，皆是人体各部之神所运为。而人体各部之神，则受人身脑神之统领和支配，《云笈七签上清黄庭内景经*至道章》所谓“一面之神宗泥丸”和《云笈七签太上老君内观经》所谓“照诸百节，生百神也”等文，说明了这一认识。然人身脑神又接受人身诸神之反应，这就是《道枢观天篇》所谓“首者，天界首也，是为上元天谷泥丸之宫，万神之所聚焉，三万六千神之所经焉”者是也。此所谓“万神”，所谓“三万六千神”，乃言其众，言其总，非谓有其神之实数如此。

脑“藏精气而不泻”，乃人身至灵之处，为元神之府，主宰人体全身各部组织之知觉和运动，是人体生命之所在。失常则诸神不守而发生病变，如《灵枢口问第二十八》说：“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苦)眩”，《灵枢海论第三十三》说：“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是其例。如脑为外邪所伤，则可危及生命，故《灵枢厥病第二十四》说：“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不治”；《素问刺禁论篇第五十二》说：“刺头，中脑户，人脑，立”，充分说明了脑宫为人体生命要害之处。

我国古代认为，脑在人体内居于至高之位，至真至灵，为全身之主宰，但脑神又受心气所支配，而脑体则有赖于肾精之滋养。

《素问痿论篇第四十四》说：“心主身之血脉”，《管子内业》说：“定心在中…可以为精舍”，房玄龄注：“心者，精之所舍”，《难经*四十二难》说：“心……盛精汁三合，主藏神”，《道枢九真玉书篇》说：“然则心者，其性命之主乎”。心主血脉，为精舍以盛精汁三合而藏神，成为人体生命活动之本，故《尸子贵言》说：“心者，身之君也”，《素问灵兰秘典论篇第八》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是心之为脏，运行人身血液在经脉中循环流行不止，以濡养各部组织，使其在脑的统领下发挥各自的正常功能，且心气上入于脑，出神明使其脑主宰人体生命活动，并产生思维意识及其支配的相应行为。1990年11月9日《武汉晚报》第八版载：“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47岁的职员里兰尼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由于找不到人的心脏进行移植，医生决定实行一项大胆的尝试，用猪心代替”，“手术后，那颗植入病人胸膛里的猪心正常跳动”，但他的“行为变得象猪”，“他在走路时，喜欢用双手和双膝触地而行，而且还嗜好到垃圾堆里乱爬乱拱，弄得全身肮脏不堪”。1998年1月2日《长江日报》第四版载：“56岁的美国妇女克莱尔塞尔维亚从小就有健康问题，心脏一直有杂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心肺功能日益恶化……1988年5月29日，塞尔维亚接受医生建议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第一个心肺移植手术患者，经过5个半小时的手术治疗，塞尔维亚终于从神的阴影中逃脱出来，获得了新生。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手术不仅把她从多年的疾病中拯救过来，而且她的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巨变”。譬如：她现在特别钟情于炸鸡，手术复原后她第一次开车就着魔似地到一家肯德基店买了几块炸鸡。更奇怪的是她的行为举止也发生了变化，她变得具有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攻击性，更加自信，敢做敢为，更具有男子气慨，喜欢开快车……。后来塞尔维亚找到了那位脏器捐赠者的家，于车祸的小伙子18岁，叫蒂姆拉明德兰，生前最爱吃的食物就是炸鸡，就在车祸现场，他还抱着一盒刚刚买来的炸鸡块。者家人还证实了许多发生在塞尔维亚身上的奇怪现象都是蒂姆生前的所作所为。据此，则证心气上入于脑，而脑果受心气之支配。

《事物原会禀生受命》说：“司命处心，纳生气也”。心具生生之气，为人身司命之脏，故人脑伤则，而心伤亦，《灵枢厥病第二十四》所载：“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夕发旦”之文，可证。《说文思部》说：“思，睿也，从心，从囟。凡思之属皆从思”，而“思”字厕于“囟”、“心”二字之间，次于“囟”之后，而下接之以“心”字。是古人认为心气上于脑中则产生思维意识活动，《释名释形体》说：“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也是说明心的这种功能。上文说过，眉间却入二寸为洞房，是脑中九宫之一，而《云笈七签*诸家气法谷神妙气决》说“心为洞房宫”，是心气必上于脑宫也。此乃人身正气，而疾病亦可由心入于脑。1993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三版载：“美国专家们对40名心律不齐患者进行了大脑扫描，发现三分之一的人患有一般由于血栓到达大脑引起的大脑疾病”。此乃邪循正气之出入而出入，循正气之上下而上下，循正气之留止而留止也。《云笈七签太清中黄真经玄微章》说：“一者上虫居脑宫”，中黄真人注引《洞神玄诀》说：“上虫居上丹田脑心也。”是“脑”亦可称为“心”也。脑之主宰人体各部组织之功能活动，有赖于心气上入脑中以支配脑神。心气入脑，脑始发挥其正常功用；加之“囟”为“脑盖”，而“心”、“囟”声同，故“脑”亦称为“心”，犹“脑”亦称为“头”也。今人犹谓思考事物曰“操心”，称倡导精神意识为世界第一性的哲学派别为“唯心主义者”，故古书多以“心”字称“脑”也。

《管子水地》说：“肾生脑”。脑为髓之府，赖肾精以滋养。肾藏精，生髓，并经由脊里河车之路逆上於天谷而补脑，故肾精虚损，无以生髓养脑，则脑为之不满而发头目眩晕，所谓：下虚则高摇”者也。於是证，每用左归饮、肾气丸等方加入五味子、车前仁治之而收效。

李时珍是哪个朝代的人？李时珍在医学上有什么成就

《本草纲目》对医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现代医药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对化学、生物学、矿物学、冶金、地质和物候学等多种学科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本草纲目》对医学研究也做出了贡献。书中记载了一些宝贵的医学史料。如首次记录了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等病症；首次记录的医疗技术有冰块冷敷退热、蒸汽消毒等。李时珍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观点，认为脑是精神意识的聚集之处，与现代医学基本一致。

扩展资料：

《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

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

百度百科-本草纲目 （中医典籍）

　李时珍是哪个朝代的人？李时珍因为他的巨作《本草纲目》而闻名于世。由于生活在明代，那时候的交通没有现在的发达，李时珍爬山涉水，经历九一生，把搜集到的药材编写到《本草纲目》，因此成就了《本草纲目》，为中国的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552年，李时珍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时珍的思想和学术成果

　李时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时珍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时珍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时珍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时珍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时珍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时珍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时珍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时珍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时珍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时珍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时珍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李时珍在医学史上的成就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时珍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时珍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李时珍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时珍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时珍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时珍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时珍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时珍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时珍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时珍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